结合论认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执行。

不过，从整体的角度看，有两个因素会直接影响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综上所析，无论是确定故意说，还是直接故意说，抑或是罗克辛提出的修正的确定故意说，都存在难以克服的解释难题。

不难发现，这一分析结论支持了职业相当性说的主张。限于文章的主题和篇幅，本文在此无法对如何为中立帮助行为设置法定刑展开详细讨论，而只能默认刑法为中立帮助行为设置的法定刑是科学、合理的。技术性是网络的基本特征之一，网络技术对于网络空间中行为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刑法处罚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对帮助者的负面影响，同样可以从减少提供帮助的机会和增加提供帮助的成本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在这个前提下，应当认为，网络服务商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因而刑法阻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很强。

但是在刑法层面，网络平台服务商并非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的第一义务人，无须在第一时间完成审查的任务。正是因此，有学者批评道，职业相当性说会导致明知他人有入室盗窃的犯罪计划时，五金店店主出售螺丝刀的行为不可罚，而家庭主妇提供螺丝刀的行为可罚，从而导致刑事处罚的不均衡，有违平等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相互促进 组建新的国家监察机关，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安排。

加强对监察机关和人员的监督。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反腐败 。修宪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改革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同时代表党和国家行使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这反映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改革思路和法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适应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推动形成新的国家监察制度，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重要目标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督体系。改革必须修改现行宪法。

权力运行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以宪法法律规范各项监察工作，建立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原则、基本制度和法定程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我国形成了巡视、派驻、监察3个全覆盖的统一的权力监督格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法律列举了监察机关的6大类监察对象，将监察全覆盖法定化、明晰化，为具体工作提供法律指引。

确立监察法治的基本原则。两者不仅有共同目标，也有共同内容。

法律明确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另一方面，监察机关和人员必须用好裁量权，坚持平等对待、反对选择性执法，坚持执法合情合理，防止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从2016年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试点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历时近5年。其中，在促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实现执纪执法贯通方面，两者任务是相同的。这一方面是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授权，既维护宪法权威，又增强改革的合宪性、合法性。在改革之前，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这两种监督方式的监督对象并不完全重叠，监督手段和监督效果也不完全相同。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为监察权、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提供依据，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础性法律，它们为新时代继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成就

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新型监察体制提供了法治基础。

尤其是，在立法中宣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目标，体现了改革的时代性、实践性。权力运行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一体化运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说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基本实现了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为监察权、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提供依据，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础性法律，它们为新时代继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保障。以宪法法律规范各项监察工作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宪法和监察法确立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效结合。监察委员会是重要的国家机构，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法律列举了监察机关的6大类监察对象，将监察全覆盖法定化、明晰化，为具体工作提供法律指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

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共同要求，是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显著成绩，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进展。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既因为它推动国家监察制度实现根本性发展，也因为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实现了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在改革之前，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这两种监督方式的监督对象并不完全重叠，监督手段和监督效果也不完全相同。这一方面是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授权，既维护宪法权威，又增强改革的合宪性、合法性。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反腐败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重要目标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督体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我国形成了巡视、派驻、监察3个全覆盖的统一的权力监督格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

国家监察法律体系逐渐成熟。在国家监察和党内监督一体化运行的背景下，通过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国家监察机关和人员接受党内法规约束，通过厉行法治、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监察法律约束。

国家监察立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并通过法律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固定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必须依法用好人大监督的各种方式，包括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质询和调查等，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作用。完善行使权力的法定程序。